当前位置:首页食品资讯产经企业2022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

　　“小群体大规模”是我国肉牛牦牛生产经营主体的主要存在形式和产业形态，也是保障现阶段我国牛肉供给和从业民生而自然选择的基本产业形式。

　　第一，养殖场（户）的退出数多于新入数，单位场（户）存栏头数的增加维持了存栏头数的基本稳定。规模化以“盈利能力”为度量衡，向理性、适度方向调整。各种病症的发病频度、广度、强度以及持续度，与活牛交易和运输的活跃度以及单场规模扩大的速度和程度高度吻合。

　　第二，提高母牛的质和量、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是化解国产牛肉供不应求矛盾的根本，这一产业共识得到活牛交易和牛肉消费两个市场在价格上的逻辑认同。为此本年度围绕扩增“肉牛牦牛产业金字塔”的基座围度、塔体高度以及塔身强度，政策措施、生产经营、金融投资、消费市场四方互动频繁。

　　第三，消费结构变化和新业态形成以及运输、质保、支付和诚信系统的立体覆盖，促使屠宰加工与销售的产业结构和商业逻辑进行“淘汰性”升级调整。其中，以“共享牛（胴体）资源”、产品即为终端商品、“无库存热、冷、冻预制包鲜到厨房、直接烹饪、开包入口”为标志的新模式，催生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牛肉直销体验厂（店、馆）。这些“直销据点”直接联手育肥业者与消费大小受众，以“万溪漫灌、冲刷浸泡”的态势弥补着屠宰、加工业传统结构缺失的功能。

　　第四，“微利”和“挑战”成为产业年度关键词。在牛肉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成本的飙升（生产全程、环保、疫病新病多点频发、水涝雪灾、“新冠”防控、牛群迁徙损失等）和进口牛肉的价格挤压，严重压缩了产业收益空间，产业整体的经济效益可用微利概括。

　　产业局部链点之上有较多企业和养殖场（户）退出，还有更多企业和养殖场（户）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牛群迁徙损失是指以北、西部产区为起点、以南部产区为终点，同时在北、西部产区之间进行的牛群商业性大流通所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包括多次转卖造成的存栏头数虚多以及据此引起的包括政策与投资及其方向在内的各种误判、体重降低和流产、运输和异地环境应激导致的死淘、防治用药量增加、迁徙中传播散布的病原体对其他动物造成的威胁与次生的损失等等。

　　激发广大养殖场（户）的养牛积极性、激活用好沉睡的设施设备资源以及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避免牛群迁徙的深层次成本，从此成为产业挑战。

　　1.2.1. “母牛产业大，则肉牛产业强”、“加工销售能力强，则品牌优势强、拉动产业前端能力强”。各产区普遍沿产业链加大了政策措施的力度、覆盖度、关联度和可持续度。

　　吉林省因地制宜出台了系列先进政策和措施。其中，不设头数规模门槛的“活牛贷”（以牛贷牛）政策，颠覆了“家财万贯带毛不算”的历史财产观；另一项专门服务于肉牛养殖户的“线上纯信用融资”政策，以“秒批秒贷、随用随批随还”的乡土语言推广，以“极速贷、流水贷”的方式，开创了“雪中送炭、帮小扶弱”、“政银保担一体化”的金融养牛先河。

　　1.2.2. 各产区的交易市场和肉牛经纪人常年处于活跃状态，同时交易市场的数量在养牛优势区域或新生地区有所增加。

　　市场需求还催生了融兽医医疗保障、肉牛饲养管理和现代通讯等技术手段于一体的新型交易方式。即，新型交易商家将交易平台分解为“两点一线”，依靠技术负责交易全程的质量，甚至继续介入之后的养殖和生产过程，其赢利工具是诚信、技术、给买卖双方节约的交易成本和中介费用等。所设置的“两点”是视需要灵活选定的购牛备运场点和运达目的地的牛缓冲调理场点，“一线”则是买卖双方在线上的无时限交易。

　　1.2.3. 各产区实践中凝练出的“藏牛于户、山繁川育、边繁边育”，“牧繁农育”，“农繁农育”，“北繁南育”，“就近屠宰、就近销售”，“集中屠宰、分散加工、线上直销”等产业模式，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抗逆性。这些模式反映出以下几个产业特征：

　　① 产区之间形成的产业协同，建立在市场经济规则之上，从而维持了产业整体的稳定。产区之内，非市场力量对产业的正、负面影响因地而异。

　　② “产业优势溢价效应”（鱼骨鱼刺效应）多见于肉牛产业基础强、规模大、发展快、名气大的产区或地区。特点是，政策措施覆盖度和配套度长期、连续、精准到位，除此之外，在鱼脊骨（牛种供应、母牛养殖、育肥牛生产、屠宰与加工销售）与鱼刺（草料收储运保障、繁殖扩繁保障、建材供应、机械设备零部件供应与维修、兽医兽药疫苗保障服务等、粪污处理、交易市场（店）、旅游餐饮、特色小吃等）的横竖两个方向，都有“人”（从业人口）对产业进行密无缝隙的组织化和社会化分工协作。每一根“鱼刺”都是一个产业，多根功能各异、大小不同的“鱼刺产业”，支撑着以牛和肉为“鱼脊骨”的肉牛产业。

　　具有“产业优势溢价效应”的地区或产区，更易培育公共品牌、企业（场、个人）品牌、牛种品牌、牛肉品牌。

　　③ 育肥牛与基础母牛的产业属性明显不同、特点各异却相辅相成。现阶段母牛增栏增效的主流模式是依靠农户或家庭规模养殖的模式。母牛兼养育肥牛可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母牛和育肥牛存栏的头数规模比例（规模化程度）不一而足，因地区、因资源（财力，人力，草料和土地、环境的支撑与消纳能力等）、因经营能力而异。“适度规模”一词由此而出。

　　1.2.4. 各产区牛场建设不断，其中，设计的饲养规模越大，越重视场舍建设和设施设备投资，并且大都是闲置率很高的过度投资。中小个体养殖场则以实用和经济回报性为原则建设牛场和选购设施设备，成为“适度规模”的执行主体。各产区普遍提高了机械设备在饲料收储运和加工、饲养与管理、粪尿收集与加工处理等关键节点上的使用率。

　　在环保方面，由于缺失有关养殖面积与还田土地面积比例等的政策法规指导，投资方普遍忽视了一个严重的成本问题，即舍饲和半舍饲条件下的粪尿处理成本，是养殖阶段继饲料成本之后、与饲养头数规模和饲料饲养成本高度正相关的第二大成本。换言之，舍饲和半舍饲条件下的饲养规模越大，粪尿处理设施设备及其维持维护的投资越大，环保代价就越大。这项成本将始终伴随养殖生产，并且随着环保条件的提高会越来越大。种养结合、粪尿就地就近全量还田利用，是古今中外证明的最高效、最廉价、最科学的方式。

　　1.2.5. 在特殊产区，有以母牛为生产基础，以小牛和育肥牛、甚至以牛肉和连锁餐饮为盈利工具的单场大规模复合型经营企业存在。这些企业数量不多，单场能繁母牛存栏头数不超过1万头，单场整群存栏（母牛、小牛、育肥牛之和）在3万头以内，除了具有优厚的放牧资源或极为廉价且稳定的粗饲料资源以及得心应手的人力资源优势以外，还具有强干的专业化系统技术队伍和商业化系统运营能力。此外还有其他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支撑以及政策支持。

　　2021年牛价继2020年价位之后在下半年小幅下降，全年维持温和波动趋稳。由于产业成本涨幅较大以及牛肉价格相对稳定，收益空间被严重挤压，产业整体净收益较2020年度降幅较大，处于微利状态。

　　下半年牛价跌幅在犊牛与架子牛为1500～4500元/头，能繁母牛为2000～8500元/头，肥牛为1.0～2.5元/kg。跌幅因产地、牛种、品系、体重大小、杂交代数、牛的用途、体型外貌、营养状况、饲养方式、免疫效果以及交易时节等有很大变化。

　　活牛交易市场把品种、品系、杂交代数、体型外貌、营养状况、体重月龄、饲养方式等作为议价指标，用价格评价品种选育、繁殖、营养与饲养管理、产肉性能、牛肉品质、疫病防控等相关技术进步的质量与价值，是追求此后生产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过度布局、急于上马获利、争夺政策红利的行外大规模投资者，在投资上马初期广聚牛源短期形成大规模，在推动全国牛群大迁徙的同时，造成了活牛交易价格的虚高，在上马之后不久，在母牛养殖和育肥两个生产阶段，出现了大面积重度亏损，有的挂着“规模母牛”、“标准化场”、“育种场”等招牌，行“倒买倒卖”之实来艰难求生，有的难以为继忍饥休眠半休眠或者忍痛退群。这是近期全国多地出现育肥牛滞销、积压、抛售以及母牛和小牛价格波动、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叠加季节性波动的产业冲击波，有望在2022年第二季度以后得到缓解。

　　“双循环”下的牛肉市场在消费结构升级、各种成本剧增、其他肉类价格跌宕起伏、进口牛肉量增加且价格挤压的大背景下，用基本稳定甚至微涨的价格给肉牛牦牛产业提振了生产信心，同时对肉牛牦牛产业的增产增效给出了两个变量，一个是品质与特色化的增量，一个是刚性增量。

　　牛结节性皮肤病、布病、支原体肺炎和犊牛下痢症是本年度发病率高且区域广的顽疾，赤羽病(Akabanedisease）是本年度北部产区突发多发的、严重影响繁殖成活率和母牛健康的传染病。由于赤羽病的病畜和带毒动物是主要传染源，吸血昆虫是传播媒介，因此在“活牛大迁徙”轨迹所覆盖的地区和产区，需要提早评估该病的潜在威胁，做好防治预案。多年频发的各种牛病引起的死淘和防治医药成本以及社会动员成本，成为了肉牛牦牛产业的沉重负担，更对生物安全和社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制造、使用禁用药物和添加剂，制造销售假冒伪劣牛肉等获取暴利的现象仍有存在，威胁着食品安全和社会消费心理，同时挑战着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021年拥有肉用公牛的种公牛站35家，肉用采精种公牛存栏2735头，涵盖44个品种，生产冻精3500万剂左右，产值在4亿元。冻精生产主体为西门塔尔、利木赞、夏洛莱和安格斯等品种。现有核心育种场42家，存栏16590头优质种牛，有涵盖地方品种、引进品种、培育品种的肉牛及水牛和牦牛等共计29个品种。

　　在遗传育种与繁殖方面，以种公牛站、核心育种场、技术推广站和人工授精站为主体的繁育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遗传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发现了帕米尔牦牛、查吾拉牦牛、江城黄牛新资源，审定通过了“华西牛”专门化肉牛新品种；“以用促保、保用结合”的良性循环模式在夷陵牛、文山牛、无棣黑牛等地方黄牛品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三次全国牛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全面启动，目前已获得了河北、吉林、山东、上海、重庆等12个省市部分牛种质资源品种状况、群体数量和区域分布的最新数据资料。在调查遗传资源的同时，启动了牛种质资源分子身份证的构建，为我国牛遗传资源保护效果评估，品种审定、鉴定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正式发布，有力推动了核心育种场、品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和后裔测定等育种基础性建设；肉牛遗传评估技术体系、数据传输系统建设日臻完善，有力推进了联合育种；肉牛全基因组选择指数及技术平台在种公牛和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得到有力推广与应用。国内肉牛核心种群供种率提高至35%左右，进口种质有所下降；胚胎移植等生物技术生产的种公例有所增加。

　　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65%以上，因此降低饲料成本、提高饲料效率既是养殖阶段的永久目标，还是决定养殖规模与盈利能力关系的首要因素。“粮改饲”与“减量替代玉米豆粕实施意见”，进一步促进了节本增效。母牛的产业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围产期营养与饲养管理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构建了以国家肉牛牦牛体系为技术支撑的“一母多胎”繁殖营养调控与饲养管理技术体系。

　　基于全程营养调控和因地制宜的研制饲养模式的技术研发思路，形成了以夷陵黄牛等为代表的地方黄牛特色化生产技术体系。不同代次西门塔尔牛育肥技术正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