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不是聂老总回忆的说法，而是彭德怀、杨得志回忆毛主席时说的线年，中央开军委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了这句话后，彭老总在后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这句话，并且还说：

　　“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聂老总的女儿聂力后来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时提到，彭老总话里说的“驴驹子”，是北方的小毛驴，平常吃得少、干得多、能负重，与“老黄牛”的意思很相近。彭老总这句话的意思是，能够得到毛主席如此高的评价，聂老总就可以满足了。

　　“对我父亲的这个评价，很多了解、熟悉父亲的人，都认为是很中肯的。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党无限忠诚，大局观、组织纪律观念很强，作风正派，为人忠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温良谦恭让，遇事敢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尤其他从来都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不搞阴谋，更不背后整人。”

　　当时，聂荣臻正担任代总参谋长，又正好赶上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那时聂荣臻不仅主抓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还要肩负起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

　　1952年秋，聂荣臻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办公室，被紧急送往医院工作，身体才稍微好一些就又要求工作，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才到了外地去休养。

　　一天，毛主席把聂荣臻叫到了中南海办公室狠狠的批评了一顿，聂荣臻一开始一头雾水，好半天才了解到，原来是总参以的名义下发了一份文件，但出奇的是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文件，也没有在上面签字。

　　一直到后来许多天以后，有工作人员翻查文件，这才发现当时这份文件是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的名义下发的，而不是聂老总批发的，有人为聂老总鸣冤叫屈，甚至责怪他：

　　1936年1月15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

　　按照统一部署，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红十五两个军团，兵分三路进军山西，中央那时考虑，在山西的阎锡山拥兵八万，实力不弱，因此在战略部署上采取了避实击虚的办法，命令红一军团向晋西南发展，伺机由西向东推进。

　　当时，作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曾力主红军主力到陕南打游击，因为那里不仅人口稠密，而且地主平原，土地肥沃，远不是陕北能比，但因为同中央战略不符，加上那时军通过两路夹击，陕南游击作战的条件已经不具备，因此无奈放弃。

　　这会儿到了晋东南以后，又走不动路了，因为晋东南地域的富庶尤胜于陕南，当时阎锡山晋绥军主力都在晋北，晋东南兵力空虚，可以说给了发展的有利时机，红一军团趁机在当地打土豪分田地，兵力很快增加了5000余人。

　　可晋北的红十五军团处境就要糟糕的多，徐海东当时向中央请求，希望得到红一军团支持，送点兵员物资过来，毛主席立即以中央名义下令给，但没想到的是，却被予以拒绝。

　　东征结束以后（即1937年5月中旬），中央在大相寺召开会议，毛主席批评红一军团“本位思想”严重，被调离了红一军团，出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接替出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

　　然而当时钻了牛角尖，因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会上做了检讨，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撤职，完全是因为他。

　　当时，的确没体会到中央的良苦用心，一直到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调任八路军115师师长，到这时才回过味儿来，并向聂荣臻诚恳道歉。

　　因此主张将八路军总部迁移到孝义、灵石地区，115师主力转移至汾河以西吕梁山脉，留下一部分兵力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作战。

　　留守五台山地区的就只有独立团，还有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加上其他一些小单位，总共3000人。

　　就在接受任务的当天，聂荣臻罕见的失眠了，本来他已经不抽烟了，但在那天晚上他却翻出烟斗，狠狠的抽了一个晚上。

　　尽管面临的局势很严重，可聂荣臻却并没有向中央表明任何困难，而是一声不吭，太原失陷以后，五台山区周边的地域几乎都被日寇占据，聂荣臻首先要面临的是生存问题。

　　因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初，地盘七零八落，部队也都散落一方，当时司令部也不过只有渺渺数人，11月7日，聂荣臻在五台山石嘴的普济寺宣布成立晋察冀军区时，军区机关就只有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部主任，查国桢任供给部长，叶青山任卫生部长。

　　同几年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拥有八十多个县，1200万人口相比，现在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确实寒酸了一些。

　　尽管聂荣臻为根据地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谈到这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聂荣臻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忻口战役结束后，日军抽调兵力大举南下，企图同北上的日军会合，因此在山西，敌人兵力严重不足，五台、阜平又不是交通要道口，借着这口喘息之机，聂荣臻大刀阔斧的在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五台山岳地带为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工作之根源。”

　　大扫荡期间，部队一口吃的也没有，路上遇到一只黄羊，大家那时都饥渴难耐，都磨刀霍霍，打算杀了解饿，可当时管理员坚决不许，还对大伙说：

　　“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作为一个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与当地百姓融洽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象，军分区的干部来回开会，路上甚至不用携带干粮，走到哪儿老百姓都烧火做饭，照顾的很周到，老百姓拼了命的把子侄送到八路军部队参军。

　　他奶奶跟他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家里养的鸡跑到聂司令的院子里，把一锅刚做好的饭祸害了，警卫员追出来把鸡打死了以后，聂司令狠狠的批评了警卫员，让写了检讨，并让干部拎着人上门道歉，并留下一块银元赔偿。

　　奶奶激动的热泪盈眶，坚持说不追究，但一再推让下，奶奶收下了这块银元，一直到后来，家里孩子要上学，奶奶拿着这块银元交了学费……

　　“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这些老秘书，跟随父亲许多年，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父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人家的坏话。对人对事，他都是宽厚的，有仁义心肠。”

　　当时会上确实有不少人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但也有不少人说了许多不实之词，给当时正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聂帅带来很大的影响。

　　聂帅后来回到晋察冀根据地，那些说了不实之词的人都诚惶诚恐，担心聂帅批评，然而聂帅却从来没计较这些，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人因为这件事受到打击报复。

　　“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秘书范济生也回忆称，在五十年代初时，彭老总、陈老总在会议上突然批评总参工作，当时聂帅担任代理副总参谋长，每天工作异常忙碌，有时连休息也顾不上，但突然遭到两位老战友批评，许多人心里都很难过，但聂帅从来没有为此辩驳过。

　　“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没必要顶牛嘛。再说，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听听人家的不同意见，有好处嘛。个人受点批评误。